哲學何用

哲學，對我們的生活有什么用？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來，巨大的災難當前，整個中國社會停擺，人人閉鎖在家中。但停止并不意味著休息，不停上升的疫情實時數字仍然讓人揪心，脫離固有秩序的生活會在瞬間引發混亂也引發思考。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迄今40余年整個中國在高速發展的奔走，直到因為疫情而停擺，我們的收獲不必言說，那我們丟失了什么？

我們失去了兩個敬，一曰敬畏天道，一曰敬重人心。

人會在高速發展中成為速度的工具經濟的伴生物，但人的價值絕非工具。

后疫情時代，與病毒并存成為常態， 我們再也無法回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狀態，秩序被重建，但人類總之失去了一些什么。

疫情裹挾著痛苦而來，而面對痛苦，宗教和哲學便成了重要的學問。后疫情時代需要我們重新用真正的哲學學說來觀察我們國家和世界的命運。

 那么，什么是哲學，哲學是門怎樣的學問？

人類安心立命有三個去處，宗教、哲學、藝術。

有人說哲學沒用，哲學有沒有用處，要看所謂用處的那個標準是什么。

假如標準是說這樣一門知識能夠帶來實用的價值，能夠在我們的經驗生活領域當中有所改善、讓我們的經驗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哲學的確毫無用處。

所以西方有一句諺語說：“哲學不能用來烤面包�！�

因為烤面包需要的是具體經驗和技巧，哲學不是這種經驗和技巧，不是某種具體的知識和技術。

但是我們也有一句話可以回答這個諺語，那就是：

世界上沒有一塊面包是不先思考了一個哲學問題之后才烤出來的。

什么哲學問題呢？

——“To be or not to be”。

《哈姆雷特》那個著名的臺詞——“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以為我們不考慮，我們其實每天都在回答這個問題。假如你已經決定了“not to be”了，你還烤什么面包呢？

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此，動物活著并僅僅是活著，人類不僅活著而且知道自己活著。

這種知道是一種幸運也是不幸的開始，因為我們多了一份責任，去承諾生命。這種承諾需要意義基礎，不然難以維系。

但意義基礎不是憑空而來，耳濡目染因循傳承，它從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文化世界中來。

  哲學何為

從鴉片戰爭打開國門開始，中國人就展開了對國民性與制度的思辨。有人說國民性中的奴性是制度的痼疾，有人說制度的落后源自國民性的墮落。究竟是制度改造是根本，還是國民性改造是根本，制度與國民性兩者到底誰決定誰。

而隨著制度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前拱卒，呈現蔚為大觀的改善，國民性千百年如故，酒瓶裝新酒還是新瓶裝舊酒似乎仍然無法辯白。

哲學在被逼到墻角后有了新的回答。

黑格爾的一本哲學書——《小邏輯》中有這樣一句話：“倘若我們對兩個事物關系的理解，達到的是相互作用的理解的話，那么我們根本還沒有進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門檻上�！�

制度和國民性究竟有什么關系？相互作用。

達到了相互作用的理解還沒進入概念——還站在概念的門檻上。

那么概念是什么？

“倘若我們去考察斯巴達人的風俗制度和斯巴達人的性格兩者之間關系的話。

我們一方面可以說，斯巴達人之所以如此這般的性格因為他們的風俗制度如此;但我們也可以倒過來說，斯巴達人之所以如此這般的風俗制度因為他們的性格如此。

倘若我們只是這樣的理解，我們會發現這兩者是相互決定的，但是其實我們在這種理解上，我們既沒有理解斯巴達人的性格，也沒有真正理解斯巴達人的風俗制度，因為這兩樣東西都來自一個共同的、更根本的，那就是斯巴達精神，而精神是需要用概念去把握的�！�

中國的《周易》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這個概念不只是杯子之類的器皿，還可以指民族的典章制度。

那么“形而上者”就是不可被直接經驗到、被感知到的，就是道。

所以無論是制度還是國民性格，都始終停留在器的層面。典章制度是器，國民性格也是器。

精神才和道有關。斯巴達的文化精神，就是斯巴達人對道的領會。倘若我們研究中國的問題，研究中國的制度，研究中國人的性格，我們最終要研究到中國人對道的領會。

哲學不是科學，不是經驗和邏輯的總成，哲學不是論器的學問，哲學是論道的學問。

天下一切的器，無論是物質的器還是精神的器，都來自人心對道的領會——物質的器取決于人對人與自然界關系的領會，精神的器取決于人對人與人關系（社會秩序）的領會。

中西之分

偉大民族都是論道的，歐洲人從古希臘開始論道，中國人從先秦的時候開始論道，都有幾千年的歷史。

見器失道要出大問題，因為對器的修補始終浮于表面，所以當今中國要重新論道，而重新論道就會面臨中西方哲學的差異與沖突，當理性與道理無從選擇的時候，就會演變為各個生活領域的中西方價值觀的沖突，包括家庭生活。

西方人如何論道？

不談古希臘，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精神，他們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精神前提——私有財產與人格直接聯系。

肉體會灰飛煙滅，而人格超越時間界限，所以尊重他人的私有財產實質是尊重人格的選擇。

康德哲學討論的就是這種讓社會世界成為可能的基礎，這就是論道。社會世界的根據是道，源于這個根據來建立的制度等等，就是器。

西方人相信這個世界可以區分為兩個世界，一個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還有一個世界是超感覺的，用康德的話叫本體界或智思界。

中國人如何論道？

以孔子為例，孔子所述的“仁”，并非某種理性的抽象概念，乃是一種生命情感。

《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宰予問孔子：“父母死后，子女守孝三年是否太久”，孔子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問宰予：“如果不守孝，身著錦繡，食乎佳宴，你心安嗎？”宰予答曰：“安”，宰予走后，孔子感嘆，“予之不仁也”。

宰予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弊釉�:“食夫稻,衣夫錦,于女(汝)乎?”曰:“安�！弊釉�:“予之不仁也。

什么是仁？取決于“心安與否”，不是某個可以量化的事物——守孝該多久？

那么何謂“心安與否”，就是一種生命情感。

蘇格拉底的善是種概念，而且最高的概念叫理念；但孔子的仁根本不是理念是生命情感。

中國哲學所揭示的真理，就是人類生命情感的真相，脫離生命情感的真理只是抽象的理想規則。

西方人的真理在理性中尋找，中國人的真理不在其中，也不區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

在生命感受中尋找，從生命情感當中闡發，這就是中國哲學的路數。